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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旗舰厅《地方立法研究》2024年第2期要目

文章作者:小编    时间:2024-04-04 20:05:27

  AG旗舰厅内容提要:新《公司法》存在一些文义上待明确之处。在对其解释适用时,应坚持对公司及相关人赋权的导向,以体现公司应有的自治性,促进市场效率。新《公司法》对出资期限进行限缩时,应尊重存量公司的认缴期限利益,对股份公司、增资出资均宜用足“3年+5年”的期限。公司登记机关宜审慎调整“出资期限明显异常”的情形。赋权论意味着赋予公司更多的经营权、自主权,包括选择单设监事会、单设审计委员会或并设这两个机构的权利。公司对他人取得股份行为的资助应获得更多赋权。赋权论也意味着赋予股东更多的权利,同时新《公司法》对股东权利的客观制约仍需被承认,包括:股东请求召开股东会会议的权利可受董事会的程序性制约,股东查询权不应涵盖债券持有人名册。

  内容提要:在中国刑法犯罪定义中,定量要素是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关键标准,也是构建统一刑法典模式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前提。这种立法模式有利有弊,其最大弊端是减损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特别是在自然犯的犯罪定义中,定量要素的界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这成为混淆罪与非罪界限的重要立法因素。为了解决定量要素减损刑法规范明确性的问题,应当以立法方式规范司法定量,并推动刑法立法模式从统一刑法的模式向多元立法模式的转型。

  内容提要:现代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结构体系,始终伴随着东道国、投资母国和投资者这三方关系在“公”“私”两个维度上的互动而发生着变化,构成一个“三方二维”结构。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家究竟是将争端解决的权利向外让渡还是收回,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重心是向国家远离还是回归,卡尔沃主义从诞生、发展、沉寂到复兴的过程给出了答案。随着卡尔沃主义的复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采取积极的应对模式与改革措施,对原有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进行修正并向国家回归。坚持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利益将构成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变革的重要主题。

  内容提要:数字时代下,检察机关积极作为,主动推行“数字检察”改革,对法律监督进行数字化赋能。与传统法律监督相比,数字化的法律监督在监督范围、方式和规模上呈现出扩张倾向,这不仅带来潜在技术风险,还对原有的权力架构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内部隐忧、不同监督机关间的衔接难题以及检察机关与被监督机关的潜在冲突。面对这些问题,检察机关应从理念出发,树立协作式法律监督观。协作式法律监督观以协作共赢为监督目标,要求法律监督应奉行平等积极的监督态度,强调清晰统一的监督权责,重视沟通协作型监督方式,遵守技术性正当监督程序。协作式法律监督观以“条件论”作为理论起点,不仅有法律依据,也契合既有政策要求。检察机关应运用协作式法律监督观规范检察人员的行为,同时依托此理念推进检察机关内部职权优化,促进监督机关间衔接机制的构建,促成权力的新一轮定界与算法的有效治理。

  内容提要:智能辅助驾驶等自动化决策系统的成熟引发的证据法问题,是如何运用证据认定“机器的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为此,可引入双重相关性证明理论加以解决。不作为因果关系的实体法构成要件要素包括作为可能性与结果回避的统计概率,其中,结果回避的统计概率建立在作为可能性基础上。实体法上的作为可能性在证据层面对应的待证事实,是因果干预的能力事实和能力的触发条件事实。在进行证据调查时,所有可采纳的证据材料需满足双重相关性要求,即证据材料与待证的能力事实和条件事实的相关性,以及能力及其触发条件与结果得到避免的假设之间的相关性。在进行事实重建时,应运用“二次重建”方法,在第一次重建中,事实认定者必须使用所有可采证据来重建行为人(自动化决策系统)的干预能力和能力的触发条件,而后在第二次重建中,他需要基于这些能力和条件,重建行为人(自动化决策系统)避免结果发生的行动计划、过程及其可能的成效,并根据第二次重建来计算结果回避的统计概率。

  内容提要: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传统生产服务模式下的消费品范围、消费场景与消费方式,而且拓宽了消费者群体。但是,源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消费者立法已经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消费者保护。由于我国消费者保护立法对消费者概念的模糊化处理,使得既有消费者权利体系难以覆盖数字经济场景下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由此引发构建消费者新兴权利的需要。可将传统消费者概念扩展到数字消费者,并引入消费者信息权、消费者数据权、消费者评价权、消费者删除权等与数字经济和数字消费密切关联的权利,从而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推进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

  内容提要:“证据标准”是我国近年刑事司法实践中发展出的一个区别于“证明标准”的独特概念,其核心是指某类犯罪定罪量刑所需的基本证据,另外还包括收集各类证据应遵循的程序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统一证据标准”不应作为“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核心,因为“统一证据标准”不仅无助于庭审实质化的实现,还会妨碍法官对证据的主观判断。“证据标准”并非一种法定证据制度AG旗舰厅,但由于它本身具有一些违反诉讼证明原理之处,所以仍会给我国的刑事证明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包括强化诉讼证明偏重客观化的倾向、抹杀不同类型案件证明路径的差异性、使控方在收集和审查证据中侧重于指控有罪的心理偏差更为严重。“证据标准”对侦查取证环节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指引和规范侦查取证,也有利于过程证据、辅助证据的收集。总体上看,“证据标准”弊大于利,并非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完善所必需,可以予以舍弃;即便要继续运用,也应将其限于侦查取证阶段,并将其改造为一种指导性、全面性的取证指南,才能使其在合理范围内发挥作用。

  《地方立法研究》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创办并公开发行,由中山大学主管,中山大学、广东省立法研究所主办,《地方立法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4-1728/D,国际标准刊号ISSN 2096-2959,创刊于2016年12月4日,为双月刊,逢单月15日发刊,办刊关注地方立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反映立法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先进实践经验,旨在促进立法水平提升,服务法治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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